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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书画缘何令人追慕至今? (图)
发布时间:2016-11-17
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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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写生珍禽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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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近日于上海举办的“敏行与迪哲——宋元书画私藏特展”,集结海内外20余位藏家包括书法、绘画在内的80余件宋元珍品,令一众艺术爱好者肾上腺素加速分泌。

北宋曾巩《局事帖》、司马光《神采帖》、宋徽宗 《写生珍禽图》,南宋马远《御题山水册》、李嵩《花篮图》、萧照《瑞应图》,元代赵孟頫行书《千字文》、宋克《章草急就章册》……此次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展品,很多曾是拍卖场上的明星拍品,其中有一幅作品竞价时长达45分钟之久,激烈程度在全球中国艺术品拍卖中创下纪录。

这样一次展览之所以备受关注,固然是因宋元距今久远,宋元书画甚为稀少——据统计,宋元书画存世量不超过3000幅,绝大部分真迹藏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流传于民间的作品寥若晨星;恐怕更是因宋元艺术的重要程度——中国书画的精神源头就在宋元,直至今日,宋元书画仍是中国画家学习、临摹的样本;宋代艺术更是代表着中国古代美学的顶峰,今时崇尚的极简美学,早在千年前的宋代已经蔚然成风。

绘画的过程也是深入自然的过程

花鸟画的教科书且看宋徽宗笔端。此次展出的总计12卷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分别描绘了画眉、山喜鹊、戴胜、麻雀、白头、斑鸠、太平雀等12种不同种类的珍禽。花卉以折枝表现,珍禽立于枝头,或低首、或回望、或耳语,姿态各异。生动传神是世人对宋徽宗花鸟画的评价,比如他画珍禽,翎毛以淡墨轻擦出形,以浓墨复染,再以墨点染头尾,鸟身浓墨,黝黑如漆,羽留白线为界,微露青光。绘画过程中,物理法度是宋徽宗格外讲究的,一勾一画均充分掌握了描摹状物对象的生长规律,同时,对景写生也是他格外重视的,深入自然,不仅得自然之貌,更得自然之情。

几幅呈现在此次展览中的马远画作,让人体悟到南宋山水画空灵清远的意境。位列“南宋四大家”的马远,有“马一角”之称,其画作是颇具辨识度的。五代、北宋以来,山水画采用的几乎都是“全景式”构图,马远取景却偏偏刻意留白,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看似稀疏、空濛,其实在以偏概全,小中见大,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比如此次展出的 《高士携鹤图》,树木、远山集中于画幅左侧,淡墨皴染的山径渐次虚淡。近处,一位持杖的高士与一只转头的白鹤两相对望,意蕴无穷。在《松泉高士图》中,画幅左侧一位高士坐于松石之上,身后一侍童执杖而立,周围松树林立、流水潺潺,画幅右侧则予以留白。

风俗人物画的精妙,则不妨从此次展出的南宋萧照的《瑞应图》中略窥一二。瑞应图是以宋代昭信军节度使曹勋所编故事为内容而绘制的长卷式连环图,同题材作品中此次人们看到的这幅可谓目前存世最为完整的,兼具重要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长约15米的画卷,总共画有400多名人物,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差无几。古雅是它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不仅人物、衣冠、建筑、器物俱合宋代古制,树石画法、人物线描也都在细缜绵丽中蕴含着一种遒炼静穆,尽管人马服饰、建筑帘幔以及树石峰峦好用朱色,其余之处却多以紫色、青灰、赭黛诸色以中和协调。

于大自然中轻叩生命存在的价值

宋元时期是中国书画的成熟期。知名度最高的两幅中国画,就出在宋元,一幅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幅是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有学者认为,就在这四百年间,至少有三大艺术现象是值得说道的。它们映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趣味,直接影响了宋元的艺术风貌。

宫廷美术全盛,此可谓其一。宋代绘画名家如郭熙、崔白、王希孟、张择端、李唐、苏汉臣、马远、夏圭、李嵩、梁楷都曾是供职于画院的职业画家,为美术史贡献了层出不穷的佳作。北宋初年,宫中即设翰林图画院,徽宗任上,皇帝以自己的鉴赏趣味和创作方法指点着画院画家的创作,当时的宣和画院,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比如选拔人才,强调立意和格调,“以不仿前任,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又如培养人才,设立画学,内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还要兼习《说文》《尔雅》等古文字学典籍,以提高文化修养。

世俗美术萌芽,此可谓其二。宋代兴起“城市文明”,在北宋的都城汴梁、南宋的都城临安,除了贵族聚集,还居住着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绘画的需求量明显增长。一些画师涌入城市商业市场,为商店、酒楼、茶肆装堂饰壁招揽顾客而画,也为市民各种各样的需求而绘。当时,有的画家以画村田乐著称,也有的画家尤擅绘婴儿。庙会上出现了图画买卖和画像摊,街市上的“纸画儿”行业和岁末的年画市场则面向市民。绘画作为固定行业与社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突破了既往宗教题材以及贵族范围的羁绊。

文人绘画兴起,此可谓其三。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与书法、诗词一样的载体,用以抒怀咏志。画什么,怎么画,相当主观,没有什么程式可以将其束缚,这其实为绘画指明了一条新的路径:绘画何必要拘泥于像与不像,忠实于内心的情绪即可。苏轼、李公麟、文同、米芾等一众文人名士都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画多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注重诗、书、画、印的结合。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元代画坛的主导。这三重现象各成气候又彼此交织,助推着宋元艺术渐入佳境。

宋元书画其实是相当多元的,它们却不约而同地浸润着某种相通的文化特质:宁静、淡雅、含蓄、纯朴。宋代艺术更是代表着中国古代美学的顶峰,今时崇尚的极简美学,早在 千余年前的宋代已经蔚然成风———用单纯的墨来画画、烧制单色釉瓷器。

雅致背后,这一时期的艺术更令人动容的是,一种不矫揉造作的温度,于草木山石、花鸟虫鱼中轻叩生命存在的价值。

在美学大家蒋勋看来,“可以小”正是宋代文艺的可爱之处,不讲究恢弘、绚烂,很愉快地去书写生命里小小的事件,小小的经验。看到生命来来去去,不去做比较和分辨,这样的美学观有着静观万物的包容与淡然,它所散发的魅力其实是超越时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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